主要爭點：
(一)被告林益世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 款公務
員違背職務收賄罪及同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3 款公務員對
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罪，其構成要件中所稱公務員「對
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下稱「職務上之行為」
或「職務行為」）收受、要求賄賂，其定義為何？
(二)被告於99年間係以何種手段達成地勇公司陳啟祥請託事項
（即協助地勇公司取得承購中聯公司轉爐石產品之承購權
，及協助促使中聯公司繼續銷售爐下渣產品給地勇公司之
上游中耀公司）？
(三)被告於99年間所為達成陳啟祥請託事項目的所為之相關行
為，是否符合前述(一)所定義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收受、要求賄賂此一要件？
(四)倘非，則被告於99年間所為相關行為中，有無假借其立法
委員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他人施加恐嚇以達使
地勇公司陳啟祥取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如有，則應論以
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2 款之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
罪，或應論以刑法第134 條及第346 條第2 項之公務員假
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恐嚇（使第三人）得利罪？
.................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2 款之「藉勢藉端勒索財物
罪」與刑法第134 條前段及第346 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恐嚇取財或得利罪」二罪之構成要
件分析：
1.公務員縱係藉由影響「他人」之手段滿足所約定之對價
事項，亦非一概構成「對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罪」。如上所述，公務員所具影響力
之來源並非「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
為」，或其影響力之作用對象非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僅
影響私人行為之作成，而與政府決定或公務行為之作成
無關時，即不該當於上述「職務上之行為」之要件。惟
即便不構成「公務員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倘該
公務員所發揮之影響力，係出於強暴、脅迫、恐嚇或勒
索等手段，因其不法侵害他人之意思形成及決定自由，
依其情節，仍有成立上開「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
」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恐嚇取
財或得利罪」之可能。
2.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公務員）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二、藉勢或藉端勒索、
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依此，「公務員藉勢藉端
勒索財物罪」應符合以下四個要件，始得成立：行為
人係「公務員」。行為人有「藉勢勒索」、「藉端勒
索」、「勒徵」、「強占」或「強募」等不法行為。
行為人取得或使第三人取得者係「財物」。行為人取
得或使第三人取得之「財物」與行為人上述不法行為間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3.關於「藉勢」、「藉端」及「勒索」之意義：所謂「藉
勢」勒索財物，須行為人「憑藉權勢、權力」，以恫嚇
或脅迫之手段，使人畏懼而交付財物；「藉端」勒索財
物，則為「假藉端由」，以恫嚇或脅迫之手段，使人畏
怖而交付財物（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011號判決、
92年度台上字第603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不以所藉權
勢事由，在其職務範圍內或與其職務有直接關係為必要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607號判決及92年度台上字
第129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公務員所實施之恫嚇脅迫
行為，其方式固不限於以言詞、文字或動作，但必使人
畏怖生懼始克相當（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
決要旨參照）；且縱非親自直接為之，而係經由他人轉
達於被害人者，仍無礙於其罪責之成立（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559 號判決要旨參照）。
4.於此須特別說明者，乃刑法規範之財產犯罪，通常依行
為人所獲取者係「財物」或「不法之利益」，而分別設
有處罰規定。所稱「財物」，係指有形且具財產價值之
物品，例如不動產及包括金錢在內之動產者是；至於「
不法之利益」，則指具財產價值之無形財產權，例如債
權及契約請求權者是。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僅針
對行為人獲取「財物」設有處罰規定，其範圍不及於「
不法之利益」。此究係立法疏漏抑或有意漏列，乃一重
要爭點。參諸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 款、第5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及第6 條第1 項各款之規定，
均將「賄賂」及「其他不正利益」分別列示，尤其同條
例第11條行賄罪亦明定行賄者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客
體包括「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第12條明定受賄
公務員得因其「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
萬元以下得減輕其刑，均將「所得財物」及「不正利益
」分別列示。換言之，立法者於制定此條例時，並非不
明瞭前述「財物」與「不法利益」之區別，且正係有此
認知，方在上開各條文中，特別針對行為人所獲取者係
有形之「財物」抑或無形之「利益」具體列舉。由此，
本罪處罰之對象，既以公務員獲取「財物」者為限，而
未同時列示「不法利益」，自非立法疏漏。是基於罪刑
法定主義、刑法嚴禁類推適用之原則及法律體系解釋之
立場，自應認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而取得者，如係諸
如債權、契約上請求權或其他無形財產權之「不法利益
」，不在本罪規範內，不得以本罪處罰。
5.惟在此種情形，行為人行為之本質係以恐嚇方法，使自
己或使第三人取得不法利益，應構成刑法第346 條第2
項之「恐嚇得利罪」。倘行為人具有公務員之身分，且
係假借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此恐嚇手段使
自己或第三人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者，則構成刑法第13
4 條、第346 條第2 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恐嚇得利罪」。
(三)被告林益世於99年間擔任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及
其「職務密接關聯」行為之範圍；及所謂「選民服務」是
否為其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或其「職務密接關聯
行為」之說明：
1.「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依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
定，包括：組成立法院（憲法第62條）、選舉立法院正
、副院長（憲法第66條）、質詢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2 項第1 款）。
2.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立法院
之法定權限包括：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
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憲法第63條）；立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各種委員會
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憲法第
67條第1 項及第2 項）；總統、副總統罷免案、彈劾案
之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2 條第9 項及第4 條第7 項
）；覆議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2 項第2 款）；不
信任案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2 項第3 款）；
領土變更案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第5 項）；緊
急命令同意權（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第6 項）；憲法修
正案之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文件調閱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於此應說明者，乃上開各
項權限雖均規定為「立法院」之職權，但立法院實係由
個別立法委員組成之合議制機關，立法院以機關名義行
使上開權限時，仍須藉由組成員之立法委員經由提案、
連署、表決或同意等前行為或準備行為，據以形成機關
之意思。是關於個別立法委員參與議決有關上開各項立
法院法定權限之行為時，所為諸如提案、連署、表決或
同意之各項行為，就立法院內部或對他機關而言，均屬
於其擔任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
接關聯行為」。
3.其次，所謂「選民服務」，雖非立法委員法定職務權限
行為，然慣習上確係伴隨立法委員一職所經常實施，其
性質是否屬立法委員「職務上之行為」，攸關立法委員
從事「選民服務」時要求、期約或收受具有對價關係之
財物或利益，是否應論以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之認
定。對此，首應說明者，乃「選民服務」一詞只是事務
性質之概括用語，其泛指一切民意代表協助選民達成任
何請託事項目的之行為，至於請託事項與立法委員之職
務權限有無關聯，在所不問。另以，立法委員完成選民
請託事項之方式不一而足，或藉由行使立法委員之職務
權限，或藉由自己累積之社經地位、政治實力或人脈關
係，或因個人所具有能言善道、處事圓滑之協調能力，
所為是否該當於上開所定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要
件，仍應視其實際上從事之選民請託事項是否具有公務
之性質，參諸本院前揭有關「職務上之行為」之論述，
具體認定所為是否屬於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行為
」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不得僅因冠以「選民服務
」之名，即一概評價為立法委員之「職務關聯行為。詳
言之，判斷立法委員所從事之「選民服務」是否該當於
收受賄賂等罪「職務上之行為」之要件，其重點仍在於
立法委員「選民服務」之整體過程中，有無運用自己身
為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
行為」，諸如於作成上開屬於立法委員職務權限之「選
舉立法院正、副院長」、「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
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
事項」、「罷免或彈劾總統、副總統之提案及表決」、
「議決行政院提請覆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之提案及表決」等議案時，經由
出席立法院院會或各種委員會之投票、提案、質詢、表
決、要求提出或調閱文件等權限之行使，達到實質影響
立法院有關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作成，抑或實
質影響其他行政機關有關公務之決定或執行。倘「選民
服務」之內容，為立法院權限範圍內之法律案、預算案
、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
他重要事項，或利用立法委員之質詢權、預算權、文件
調閱權等權限，間接影響、干預其他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為或不為特定公務行為時，該「選民服務」行為即屬立
法委員「職務上之行為」。反之，其所為如與上開各項
職務權限無關，不涉及立法委員職務權限之行使，例如
向無質詢、審議或監督關係之行政機關、公務員或私人
詢問或請託，則該行政機關或公務員有關公務之決定或
執行，或私人行為之作成非出於立法委員職務權限之實
質影響力，則不因稱之「選民服務」即一概評價為立法
委員「職務上之行為」。 整體觀察上開被告林益世一連串之行為，可知除、二項外，
林益世實際上主要係向中鋼公司總經理鄒若齊及中聯公司董事
長翁朝棟請託或施壓。然正如前述，政府公股係中鋼公司之大
股東，中聯公司係中鋼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該二公司本質上
均為民營企業，既非政府機關，亦非國營事業機構。縱官股占
有多數股權，具有遴選、任命、指派董事、董事長、經理人等
公股代表之實力，此等董事、董事長、經理人亦為政府機關派
駐民營公司執行政府意志之公股代表，有依政府意志行事之事
實上義務，但此等人員究非刑法上之「公務員」甚明。該等公
股代表所為有關公司經營事項之決定，尚非有關公務之決定或
執行，不具有任何公權力之作用.
.................
肆、就被告林益世所犯上開二罪名之論罪科刑理由：
一、關於與本件被告犯罪事實有關之：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 款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賄罪；
(二)同條例4 條第1 項第2 款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罪；
(三)同條例第6 條之1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及
(四)刑法第134 條及第346 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
恐嚇得利罪；等罪名之構成要件解釋及分析，本院已論述如前。
據此：
(一)被告林益世於99年間，假借其身為立法委員之公務員職務
上權力及機會，以上述方法對中鋼公司鄒若齊、中聯公司
翁朝棟及金崇仁施加恐嚇，使鄒若齊、翁朝棟及金崇仁心
生畏懼，而同意與地勇公司陳啟祥締結轉爐石契約，使地
勇公司陳啟祥取得轉爐石3 分之1 承購權之契約上不法利
益。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34 條前段及第346 條第2 項
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而
刑法第134 條前段之規定，屬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
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
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該當法條所定法定本刑
加重2 分之1 之結果計之，併此敘明。
(二)被告林益世於101 年10月9 日檢察官偵查中，未遵檢察官
要求其說明上述存放於彭愛佳名下保管箱內各新臺幣950
萬元及新臺幣330 萬元、由沈若蘭交給沈煥存放於沈煥
名下保管箱內之新臺幣300 萬元等3 筆可疑財產之來源
之命令，而違反據實合理之說明義務，係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6 條之1 之財產來源不明罪。
(三)被告係基於單一迫使中聯公司同意使地勇公司取得轉爐石
承購權之目的，而在密接時間內先後對中聯公司翁朝棟、
中鋼公司鄒若齊出言恫嚇，同時藉由翁朝棟之口使中聯公
司金崇仁得悉而間接對金崇仁施加恫嚇，且恫嚇內容並無
二致，依一般社會觀念而論，其接續恐嚇應可認定係單一
恐嚇行為，但係先後向3 人犯之，是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
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
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一罪。
(四)被告林益世違反說明義務之可疑財產雖有3 筆，然檢察官
係利用同一次偵查程序之機會，一次性地命令被告林益世
就此3 筆可疑財產之來源提出說明，被告林益世未為誠實
合理說明之不作為，僅違反一個作為義務，而應論以單純
一罪。
(五)被告林益世所犯上揭二罪名（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
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及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犯意
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之。
(＿)關於被告林益世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犯恐嚇
得利罪之論罪法條不受檢察官起訴罪名之拘束之說明：
1.按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被告之行為，應受裁判之範圍
，乃起訴書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若起訴書犯罪
事實欄內，對此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
之範圍。至於起訴書引用之犯罪法條僅係公訴人主張被
告觸犯何項罪名之意見，供法院審判之參考，法院審判
時於同一基本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起訴法條之拘束（
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407 號判決意旨參照）。
2.依照起訴書之記載，檢察官就99年間締約過程，最主要
係指控被告林益世收受陳啟祥交付之折合後約當新臺幣
6,300 萬元之賄款，並利用其身為立法委員之職務上行
為，達成為地勇公司取得爐下渣及轉爐石契約之目的，
但此部分因被告林益世之行為均非屬「職務上之行為」
，應屬行為不罰（詳下述伍）。然檢察官起訴書同時亦
已記載被告林益世藉由揚言撤換中聯公司金崇仁之恫嚇
手段，以使地勇公司取得中聯公司轉爐石3 分之1 承購
權之不法契約上利益之事實，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
，此部分事實自屬本院審判範圍，且亦經本院認定構成
刑法第134 條前段及第346 條第2 項之罪，本院於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亦已告知被告林益世此部分事實可能另涉
犯此罪名，而予其充分之防禦機會，是本院就此部分之
論罪自不受檢察官起訴法條或未提及此法條之拘束，尚
無應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之問題。
(一)被告林益世於99年間，假借其身為立法委員之公務員職務
上權力及機會，以上述方法對中鋼公司鄒若齊、中聯公司
翁朝棟及金崇仁施加恐嚇，使鄒若齊、翁朝棟及金崇仁心
生畏懼，而同意與地勇公司陳啟祥締結轉爐石契約，使地
勇公司陳啟祥取得轉爐石3 分之1 承購權之契約上不法利
益。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134 條前段及第346 條第2 項
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而
刑法第134 條前段之規定，屬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
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
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該當法條所定法定本刑
加重2 分之1 之結果計之，併此敘明。
(二)被告林益世於101 年10月9 日檢察官偵查中，未遵檢察官
要求其說明上述存放於彭愛佳名下保管箱內各新臺幣950
萬元及新臺幣330 萬元、由沈若蘭交給沈煥存放於沈煥
名下保管箱內之新臺幣300 萬元等3 筆可疑財產之來源
之命令，而違反據實合理之說明義務，係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6 條之1 之財產來源不明罪。
(三)被告係基於單一迫使中聯公司同意使地勇公司取得轉爐石
承購權之目的，而在密接時間內先後對中聯公司翁朝棟、
中鋼公司鄒若齊出言恫嚇，同時藉由翁朝棟之口使中聯公
司金崇仁得悉而間接對金崇仁施加恫嚇，且恫嚇內容並無
二致，依一般社會觀念而論，其接續恐嚇應可認定係單一
恐嚇行為，但係先後向3 人犯之，是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
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
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一罪。
(四)被告林益世違反說明義務之可疑財產雖有3 筆，然檢察官
係利用同一次偵查程序之機會，一次性地命令被告林益世
就此3 筆可疑財產之來源提出說明，被告林益世未為誠實
合理說明之不作為，僅違反一個作為義務，而應論以單純
一罪。
(五)被告林益世所犯上揭二罪名（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
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及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犯意
各別，行為不同，應分論併罰之。
(＿)關於被告林益世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犯恐嚇
得利罪之論罪法條不受檢察官起訴罪名之拘束之說明：
1.按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被告之行為，應受裁判之範圍
，乃起訴書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若起訴書犯罪
事實欄內，對此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
之範圍。至於起訴書引用之犯罪法條僅係公訴人主張被
告觸犯何項罪名之意見，供法院審判之參考，法院審判
時於同一基本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起訴法條之拘束（
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407 號判決意旨參照）。
2.依照起訴書之記載，檢察官就99年間締約過程，最主要
係指控被告林益世收受陳啟祥交付之折合後約當新臺幣
6,300 萬元之賄款，並利用其身為立法委員之職務上行
為，達成為地勇公司取得爐下渣及轉爐石契約之目的，
但此部分因被告林益世之行為均非屬「職務上之行為」
，應屬行為不罰（詳下述伍）。然檢察官起訴書同時亦
已記載被告林益世藉由揚言撤換中聯公司金崇仁之恫嚇
手段，以使地勇公司取得中聯公司轉爐石3 分之1 承購
權之不法契約上利益之事實，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
，此部分事實自屬本院審判範圍，且亦經本院認定構成
刑法第134 條前段及第346 條第2 項之罪，本院於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亦已告知被告林益世此部分事實可能另涉
犯此罪名，而予其充分之防禦機會，是本院就此部分之
論罪自不受檢察官起訴法條或未提及此法條之拘束，尚
無應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之問題。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2 款之「藉勢藉端勒索財物
罪」與刑法第134 條前段及第346 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恐嚇取財或得利罪」二罪之構成要
件分析：
1.公務員縱係藉由影響「他人」之手段滿足所約定之對價
事項，亦非一概構成「對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罪」。如上所述，公務員所具影響力
之來源並非「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行
為」，或其影響力之作用對象非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僅
影響私人行為之作成，而與政府決定或公務行為之作成
無關時，即不該當於上述「職務上之行為」之要件。惟
即便不構成「公務員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倘該
公務員所發揮之影響力，係出於強暴、脅迫、恐嚇或勒
索等手段，因其不法侵害他人之意思形成及決定自由，
依其情節，仍有成立上開「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
」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恐嚇取
財或得利罪」之可能。
2.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公務員）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二、藉勢或藉端勒索、
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依此，「公務員藉勢藉端
勒索財物罪」應符合以下四個要件，始得成立：行為
人係「公務員」。行為人有「藉勢勒索」、「藉端勒
索」、「勒徵」、「強占」或「強募」等不法行為。
行為人取得或使第三人取得者係「財物」。行為人取
得或使第三人取得之「財物」與行為人上述不法行為間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3.關於「藉勢」、「藉端」及「勒索」之意義：所謂「藉
勢」勒索財物，須行為人「憑藉權勢、權力」，以恫嚇
或脅迫之手段，使人畏懼而交付財物；「藉端」勒索財
物，則為「假藉端由」，以恫嚇或脅迫之手段，使人畏
怖而交付財物（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011號判決、
92年度台上字第603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不以所藉權
勢事由，在其職務範圍內或與其職務有直接關係為必要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607號判決及92年度台上字
第129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公務員所實施之恫嚇脅迫
行為，其方式固不限於以言詞、文字或動作，但必使人
畏怖生懼始克相當（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判
決要旨參照）；且縱非親自直接為之，而係經由他人轉
達於被害人者，仍無礙於其罪責之成立（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559 號判決要旨參照）。
4.於此須特別說明者，乃刑法規範之財產犯罪，通常依行
為人所獲取者係「財物」或「不法之利益」，而分別設
有處罰規定。所稱「財物」，係指有形且具財產價值之
物品，例如不動產及包括金錢在內之動產者是；至於「
不法之利益」，則指具財產價值之無形財產權，例如債
權及契約請求權者是。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僅針
對行為人獲取「財物」設有處罰規定，其範圍不及於「
不法之利益」。此究係立法疏漏抑或有意漏列，乃一重
要爭點。參諸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 款、第5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及第6 條第1 項各款之規定，
均將「賄賂」及「其他不正利益」分別列示，尤其同條
例第11條行賄罪亦明定行賄者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客
體包括「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第12條明定受賄
公務員得因其「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
萬元以下得減輕其刑，均將「所得財物」及「不正利益
」分別列示。換言之，立法者於制定此條例時，並非不
明瞭前述「財物」與「不法利益」之區別，且正係有此
認知，方在上開各條文中，特別針對行為人所獲取者係
有形之「財物」抑或無形之「利益」具體列舉。由此，
本罪處罰之對象，既以公務員獲取「財物」者為限，而
未同時列示「不法利益」，自非立法疏漏。是基於罪刑
法定主義、刑法嚴禁類推適用之原則及法律體系解釋之
立場，自應認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而取得者，如係諸
如債權、契約上請求權或其他無形財產權之「不法利益
」，不在本罪規範內，不得以本罪處罰。
5.惟在此種情形，行為人行為之本質係以恐嚇方法，使自
己或使第三人取得不法利益，應構成刑法第346 條第2
項之「恐嚇得利罪」。倘行為人具有公務員之身分，且
係假借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此恐嚇手段使
自己或第三人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者，則構成刑法第13
4 條、第346 條第2 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恐嚇得利罪」。
(三)被告林益世於99年間擔任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及
其「職務密接關聯」行為之範圍；及所謂「選民服務」是
否為其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或其「職務密接關聯
行為」之說明：
1.「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依憲法及增修條文之規
定，包括：組成立法院（憲法第62條）、選舉立法院正
、副院長（憲法第66條）、質詢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2 項第1 款）。
2.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立法院
之法定權限包括：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
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憲法第63條）；立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各種委員會
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憲法第
67條第1 項及第2 項）；總統、副總統罷免案、彈劾案
之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2 條第9 項及第4 條第7 項
）；覆議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2 項第2 款）；不
信任案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2 項第3 款）；
領土變更案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第5 項）；緊
急命令同意權（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第6 項）；憲法修
正案之提案權（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文件調閱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於此應說明者，乃上開各
項權限雖均規定為「立法院」之職權，但立法院實係由
個別立法委員組成之合議制機關，立法院以機關名義行
使上開權限時，仍須藉由組成員之立法委員經由提案、
連署、表決或同意等前行為或準備行為，據以形成機關
之意思。是關於個別立法委員參與議決有關上開各項立
法院法定權限之行為時，所為諸如提案、連署、表決或
同意之各項行為，就立法院內部或對他機關而言，均屬
於其擔任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
接關聯行為」。
3.其次，所謂「選民服務」，雖非立法委員法定職務權限
行為，然慣習上確係伴隨立法委員一職所經常實施，其
性質是否屬立法委員「職務上之行為」，攸關立法委員
從事「選民服務」時要求、期約或收受具有對價關係之
財物或利益，是否應論以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之認
定。對此，首應說明者，乃「選民服務」一詞只是事務
性質之概括用語，其泛指一切民意代表協助選民達成任
何請託事項目的之行為，至於請託事項與立法委員之職
務權限有無關聯，在所不問。另以，立法委員完成選民
請託事項之方式不一而足，或藉由行使立法委員之職務
權限，或藉由自己累積之社經地位、政治實力或人脈關
係，或因個人所具有能言善道、處事圓滑之協調能力，
所為是否該當於上開所定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要
件，仍應視其實際上從事之選民請託事項是否具有公務
之性質，參諸本院前揭有關「職務上之行為」之論述，
具體認定所為是否屬於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行為
」或「職務密接關聯行為」，不得僅因冠以「選民服務
」之名，即一概評價為立法委員之「職務關聯行為。詳
言之，判斷立法委員所從事之「選民服務」是否該當於
收受賄賂等罪「職務上之行為」之要件，其重點仍在於
立法委員「選民服務」之整體過程中，有無運用自己身
為立法委員之「法定職務權限行為」或「職務密接關聯
行為」，諸如於作成上開屬於立法委員職務權限之「選
舉立法院正、副院長」、「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
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
事項」、「罷免或彈劾總統、副總統之提案及表決」、
「議決行政院提請覆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之提案及表決」等議案時，經由
出席立法院院會或各種委員會之投票、提案、質詢、表
決、要求提出或調閱文件等權限之行使，達到實質影響
立法院有關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作成，抑或實
質影響其他行政機關有關公務之決定或執行。倘「選民
服務」之內容，為立法院權限範圍內之法律案、預算案
、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
他重要事項，或利用立法委員之質詢權、預算權、文件
調閱權等權限，間接影響、干預其他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為或不為特定公務行為時，該「選民服務」行為即屬立
法委員「職務上之行為」。反之，其所為如與上開各項
職務權限無關，不涉及立法委員職務權限之行使，例如
向無質詢、審議或監督關係之行政機關、公務員或私人
詢問或請託，則該行政機關或公務員有關公務之決定或
執行，或私人行為之作成非出於立法委員職務權限之實
質影響力，則不因稱之「選民服務」即一概評價為立法
委員「職務上之行為」。
貪污治罪條例
第 4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
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
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 5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
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 134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第 346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我幾乎不分享他人的po文，但是如果教授都鄉民化的話，那麼分享這篇讓懂行話的人能夠理解一些事情，那麼轉帖分享也是有必要的。
刑法解釋就是文義解釋，其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擴張解釋，一個是限縮解釋，擴張與限縮都是圍繞著一般語言的意涵而生成，至於到底要擴張還是限縮，所根據的理由有很多，例如體系（經常被遺忘）、立法理由、歷史、目的等等。雖然罪刑法定主義防堵的不是擴張解釋，而是類推適用，但是對於毫無理由的將文義擴張到語言的極限一事，我相信這也是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
大中華文化中曾經存在過比附援引，但是對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歷史教訓的意義，而我們又沒有經歷過廢除罪刑法定主義規定的納粹統治（或許戡亂時期時有過實質廢除的經驗，但是好像分量不夠重，無法引發反省），所以罪刑法定主義好像變得舉無輕重之物，只配存在在教科書的第一頁，讓作者隨便說說，然後在第二頁開始，被棄置於九霄雲外。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件容易被人們誤解，且使得我被批成腐儒的事。
我認為，罪刑法定主義所欲防堵的不僅是國家高權（包含立法權）的恣意，其另應留意以嫉惡如仇為名的庸凡，因此維護罪刑法定主義下法律語言邏輯的，必然是孤高的貴族，而不是受到倒轉的怨憤而庸俗化的奴隸（尼采，道德系譜學）。前者理解什麼叫做近代的職務刑法，而後者只知道封建時代的身分刑法。
此外，我還是要重申一件事情。我認為法定職務是指具體的法定職務，而不是一般法定職務，不過按公務員的地位或其職務的特性上的實質影響力，可以擴張到包含密切關聯的前後職務，例如執行法定職務前的準備行為，或轉職前的職務行為等。(台灣大學教授 李茂生)
